曖曖內含光

當人類學家試圖將這樣的感覺分類
他們遇到麻煩
時間的巨輪不斷碾過
人們歡笑的空間（喔當然也包括流淚）

我們總是不知所措

昔日的視野落在臨河的山丘
推開窗櫺
繁華總在
落日之後

熙來攘往的街角
我們踩到的是住民的痛處
高談闊論的棋盤
聽到的人又有幾分

「就這樣吧！」
人類學家稱這樣的感覺叫做
遺...忘






2006/10 寶藏巖

2006/3 京都


它的美麗
存在於文字之間
過多的注視
只會耗損金黃色的光輝

2006/1 光華商場


他將死亡，他將一步一步走向歷史的邊緣
回憶像縫隙中的綠意
屋瓦下、磚塊前
每一份翠綠都是年少的意向
消費的衝動、挖寶的驚訝
以及那不可說的慾望

文/七月 圖/imagelight

 

豪邁地述說著8年抗戰，國軍以懸殊戰力抵擋日軍的侵略，在慷慨激昂的英雄敘述之外，緊跟隨而來的國共對戰，使得慶祝勝利宛如一場短暫的煙火，還來不及喜悅，跟隨一生的卻是流離顛沛的孤寂，無以名之的恐共情節，或者在戰爭暴力中烙印下的傷害。

 

硬朗的身體、爽快的笑聲，住在板橋榮家的曾德富，完全看不出已經年近90高齡。

抗戰勝利60年，加上8年抗戰，那可是將近70年前的故事了。一見面，曾德富自口袋中掏出為一枚僅存的「袁大頭」。「過去，這十分錢，可以吃得很飽呢！你曉得？這是孫大總統退位，袁世凱當皇帝時的錢，我們小時候都用這個錢呢！」

「我是民國5年生在貴州，老家種漆樹，你知道，就是這個塗在木料上的漆，很有錢的。民國24年，時局候亂得很，哥哥才討了嫂嫂，就要當兵，所以我就替他去了，這中華民國抗日8年，我就打了8年，一年也不少。」

19歲當兵，抗戰剿匪、烽火一生。說起一場又一場的戰役，年近90歲的曾德富記憶清晰，只是這勝利的記憶現在卻少有人願意傾聽了。

說起對日抗戰的歷史，曾德富的敘述像珠連砲一般射出，民國21年918事變，26年南京大屠殺、27年打九江台兒莊，29年上海抗戰，他一一參與其中。「打日本鬼子，打共匪，都打過了，」老先生表示。

「民國34年8月6日原子彈丟到廣島，8月8日另一顆丟向長崎，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，8月15日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9月9日何應欽將軍在南京接受投降書。唉，這國家的歷史，你們年輕人都搞不清楚了！」

「打仗，很苦哪！你瞧我身上有8處傷痕呢，」曾德富捲起褲腳，翻開上衣，這腿上、背上、胸前、腹上都留有炸彈碎片或子彈穿過的傷痕，成為老兵們向後人誇耀的痕記。

「這台灣人，被日本佔據了50年又156天，很多台灣人跟日本女人結婚，他們當然以為自己是日本人。說來，這日本人也是我們中國人的後代，你知道秦始皇的時候，派3000童男同女到日本，就是日本人的祖先。只是，台灣人不懂，這日本人不只佔了台灣，還要佔我們中國呢，這日本人要不打我們，中華民國不會垮。打太久了嘛！後來很多阿兵哥都不想再打仗，就向共匪投降了。」

二十歲離家，七十年來，曾德富沒有再回過老家。「不敢哪，不敢回去，那共產黨很厲害的，你要回去就把你都殺掉。地主都被殺光了，我家就是有錢的地主，回去了，會被人家認出來的。」

一旁的老兵笑他說：「主席都回去和胡錦濤握手了，你還怕什麼？」曾德富急急地搖手：「唉！你們不瞭解共產黨，他們殺人很殘忍的。」

 

被遺忘的歷史
的確年輕人都不懂歷史了，也無法想像當年日軍曾有過的暴行。

一位曾經在日軍佔領區，打過3年游擊戰的國民黨老兵，親眼目睹過被日軍殘殺的村落，看見被開腸剖肚的屍體，看著同志被日軍放入布袋珠亂刀刺死，被共產黨砍頭示眾。

來到台灣後，當客籍妻子哼著日本童謠時，他就要當庭高唱起「衝啊！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，衝啊！殺！」這首游擊隊員喜愛的「大刀進行曲」來對抗一番。

這一位曾被日軍俘虜強行灌水，再用鐵條捶擊肚子，或以火燎背，也不肯供出同志的硬挺老兵，晚年的時候，守在病榻一旁的女兒，發現父親在夢魘中，哭喊著：「娘啊，娘啊，日本鬼子來了，快逃。」或囈語著：「我，怎麼知道他是不是共產黨，」女兒心疼地發覺，藏在父親心靈深處，其實還有許多面對戰爭各種殺戮殘暴經驗，藏在勝利下難以言喻的苦痛。

看似有公家照顧的外省老兵，歷經戰火的恐怖經驗，半生與故土家園的隔離，那樣的傷痛，是乎都在軍人本色的榮光下，被忽略，未曾有過更細膩的照顧。

當年驍勇善戰的阿兵哥，早已被多數人遺忘。

孤獨人生
守著一生行當堆滿的榮家宿舍，曾德富深居簡出：「到處走？不了！我們撤退的時候，從南京走到江西，到了南平，共匪打了來，又趕路到福州，最後從廈門搭著小小船，30個一艘船，才到到金門，我這一輩子走夠了！」 

談到日本兵、台藉日本兵，曾德富表示：「我們小老百姓，很小的一個人，打仗是國家的事，日本人投降了就不可以再打他了，他們也是為國而戰啦！」寬闊的心胸，不曾怨懟時代的平靜，令人動容。

（原刊載於光華雜誌八月號）

 

文/七月　圖/imagelight

「在沒有道路的叢林，來回穿梭偵察著敵情。他們可以分別出遠處的聲音，將敵軍誘到指示的正確方位。他們將游擊戰的妙處發揮到極致，是使我軍優勢的原動力。」這是日本老兵對於「高砂義勇隊」的回憶描述。

1942年到1945年，短短3年多，估計有4000到8000的台灣原住民，被日本遣往戰況最激烈的南洋群島從事野戰。其中一半以上埋骨在陌生的異域，至於幸運歸鄉的，卻有不少夾雜在對日本的愛憎之中，走不出戰爭記憶的深淵，一生自閉自苦...



深邃的瞳孔，以往高砂義勇軍的記憶仍深植在他們的眼神裡。

來到埔里的梅溪部落，進到高砂義勇隊曾元石的小屋，83歲的老人家精神出奇的好，直說：「我一個人在家很寂寞，你們來看我真好。」 　

重回戰場 　
帶領我們來採訪的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編纂李展平故意唱著日本軍歌，試圖打開老人家塵封的記憶，果然，看似茫然恍神的老先生突然說：「你那一句唱錯了。」於是記憶回到了戰場。 　

老先生斷斷續續以泰雅語和日語交叉述說著：「送行的時候，部落熱鬧的為我慶祝，然而爸爸、媽媽卻是非常傷悲。知道日本戰敗時，心中很高興，想到就要回家了， 回到家時，才知道我的女兒在戰爭中死亡了。」 　

然後老先生將大半的時間，沈浸在叢林野戰時差點中毒死亡的經驗中。 　

在戰爭末期，日本軍隊彈盡糧絕，包括台籍日本兵與高砂義勇隊幾乎都和遍野屍體一起共存，許多屍體被剝的只剩一條內褲。「有的身體，被割的只剩骨頭，」曾元石表示，當時因為嚴重缺乏食物，有的戰友割人肉來吃，連當地原住民都有被殺來吃的。他不敢吃人肉，於是抓蛇、青蛙來吃，有一回吃了兩顆小果子，就全身發麻，昏死了過去，所幸得到日本軍醫的急救，撿回了一條小命。「另外一個人，吃了一把，就死掉了。」曾元石反覆地形容中毒的經過。曾元石所屬營隊六百多名士兵，最後只有一百多人活著回來。談話中，坐著的曾元石雙手不斷拍打，雙腳也微微顫動。 　


靜默靦腆的面容，埋藏著多少殺戮戰場上的夢魘？由戰場回到部落，高砂義勇隊的曾石元經常以為自己還在戰場，將石頭當手榴彈丟擲，然後趴在地上。

雕像一般 　
看著曾元石清爽的精神，李展平高興地說「真是太好了！」上回他們來訪時，曾元石因為精神狀況非常不穩定，而被家人鎖在屋裡！ 　

擔任翻譯的宋彩玉，自幼在梅溪部落長大。她記得小時候這裡的孩子都被曾元石丟過石頭，當時在她家香菇寮工作的曾元石非常安靜，總是一個人坐在燻香菇的火爐邊發呆，「就像一座雕像，很久很久都不動。」 　

然而當一群小朋友在外面玩耍嬉鬧的時候，他卻又會夢中驚醒般，對著他們丟石頭，然後整個人趴在地上；過年時，一聽到鞭炮聲，他就會慌亂地躲在隱密的角落裡。 　

「大一點，才知道原來他把我們當成敵軍，對著我們在丟手榴彈呢！」這樣殘酷的戰爭傷痛，從來也沒有人來關心或處理過。 　

老先生病情嚴重的時候，什麼東西都會撕毀破壞，連枕頭、棉被都撕得碎碎的，這時就必須要將他鎖在屋裡。看著曾元石樸實和善的笑容，難以想像他發病的狀況。 　

這樣的例子並非特殊，家族中有3位高砂義勇隊員的前原住民委員會主委、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所長孫大川表示，他的小舅舅從戰場回來以後，開朗活潑的個性完全消失，總是一個人自我封閉，拒絕參加任何部落慶典，當時他們還遭受國民黨的監視與不信任，於是他更選擇退縮，終日抱著一台收音機，聽著日本歌曲發呆。 　

舅舅晚年的時候，半夜時分，竟然被家人發現趴在地上匍匐前進，「沒有人進過他們的生命，他們壓抑60年的情緒至今沒有發洩出來，」孫大川表示。 　


孤獨的靈魂，一個人住在逽大的房子裡，常常做著戰場上的惡夢。

忠貞的原住民 　
時光倒退，1942年第一回高砂義勇隊的召募景況，4247位原住民搶著爭取500個名額，在周遭為「國」聖戰的集體氣氛下，還有想要洗刷被殖民者「低一等」的身份，原住民勇士帶著祖先留下的蕃刀與血書，一波波加入高砂義勇隊之中。 　

被選上者唱著軍歌，揮舞著太陽旗，參加埔里舉行的送別會，接在台中市民的旗海中簇擁下，慷慨赴義。「這樣精心設計，儀式性的渲染，引發了的從軍熱潮，」孫大川分析。 　

自古以來，原住民的勇士在面臨戰鬥時，都是抱著必死的決心，出征在他們的觀念裡，是一件名譽的事。為天皇打仗，是一種原住民傳統精神的實踐。一種部落與國家交疊，個人與集體相互的認同，「其實就是一個民族，『當下』對自己生命的安頓，」孫大川表示。這其間的辯證，不能以簡單的對錯概念來論述。 　

在戰場上，高砂義勇隊忠貞不二，寧可餓死，也要將食物送回部隊。一位在戰爭期間受過4位高砂義勇隊照顧的日本老兵曾激動地表示：「元旦時，我第一件必要做的事，就是向著南方的台灣，由衷地合掌膜拜。」 　

孫大川進一步分析，原住民與日本人間還存在著根本的契合，例如日本人說一不二的紀律，與原住民重然諾很乾脆的性格相符。原住民的儀式與舞蹈對與身體姿態的講究，也和日本儀式性的身體美學很相近，原住民對於日本的認同因此有著層層複雜的因素。 　只是這樣的「死忠」，在戰後日本的賠償不公上，也讓許多原住民憤怒不已。 　

「戰敗了，就把我們忘記了。想起來就很生氣，要是日本人還在，我就把他們一個一個都殺死，」同屬高砂義勇隊與妻子同住在921災變後組合屋裡的陳幹雄表示。組合屋牆上，還掛著六十多年前陳幹雄赴南洋打仗前的紀念照。頭戴日式小軍帽、卡其戎裝、S腰帶，綁腿配上皮鞋，年輕、挺拔、充滿力度，在許多高砂義勇隊的家中，都可以看見這樣的照片。 　

戰時被日本軍隊派到香港佔領地工作的陳幹雄，戰後，在清靜農場幫人種水蜜桃與蘋果，經常也有外省老兵與他閒聊，「心情不好的時候，也想把他們都殺死，在香港的時候，中國軍人會假裝老百姓來騙我們、殺愛我們呢，」83歲的陳幹雄講起話來，十分率性。

　
戰爭中為天皇而戰，戰後卻要面對日本政府不公平的賠償對待，泰雅族的陳幹雄至今耿耿於懷。

庶民的歷史記憶 　
那一代的故事，不僅關係到他們個人，其實也深刻地影響到他們的遺族、家人，乃至於整個部落。 　

那樣來自軍國主義的威儀，混雜著武士刀切腹自殺的哀愁與美感，成為許多原住民下一代對日本文化最鮮明的想像。 　

「想起我小時候，當牧師講到耶穌致命的那一段，感觸特別深，今天想來。其實是來自那種日本『殉道』的想像，」孫大川表示。 　

戰後，台灣歸還中華民國政府，高砂義勇隊對日本的忠貞卻成了一種罪惡，戰爭中的歷史記憶，變成那一代人「不准」表達的心理夢魘。 　

「我想，現在應該做的是，在根本感情上給老人家理解和支持，而不是讓他們無聲無息地離去，」面對族群認同紛紛擾擾的今天，孫大川這樣衷心地期盼。

（原刊載於光華雜誌八月號）

文/七月 圖/imagelight

拉包爾，位於印尼新不列顛群島的一隅。熟悉二次大戰歷史的人們會知道，在盟軍麥克阿瑟負責的太平洋西南戰區裡，美軍以「跳島戰術」奪取了這一個重要的軍事基地，徹底獲得南太平洋的控制。 　當我們看著二戰電影中，圍繞著島嶼的激烈搶灘登陸與山頭爭奪權，那樣殘酷的殊死戰裡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其中有許多穿著日本軍服的「台灣人」 　


「在那一個時代，有去做兵才是榮譽。為了國家，生命也沒在顧。」手執年輕時的照片，83歲的台籍日本兵劉英輝依然可見當年的青春熱血。

「有時，在睡夢中發現自己在海外，我就問自己：我應該在台灣了啊，怎麼又回到這裡來呢？」83歲的台籍日本老兵劉英輝表示。對於那一場已經遠離60年的戰爭，經常還在真實與夢幻中穿梭來回。 　

埔里40人 　
1943年，昭和18年4月25日，日軍第三回特設勤勞團成立，來自的埔里40名年僅十九、二十歲的少年家，換上軍裝，乘坐運輸艦由高雄港出發，一路經過馬尼拉、帛琉，在一個月之後抵達新不列顛群島的拉包爾，配屬到7129部隊的103兵戰病院從事軍務勞動。 　

出發前，他們先集合到日本神社拜拜，沿路許多酒廠職員、學生都拿著「國旗」站在路邊歡送他們。 　

然而當時劉英輝的太太，則懷抱著才4月個大兒子躲在家中拚命工作。「沒辦法，一閒下來就會哭，」因老年癡呆症、記憶力嚴重衰退的84歲老太太，突然在一旁回想起歷歷往事。 　

40人當中，有的是被日本警察半強迫徵召，有的是為了賺取軍俸前往戰場，而當時在埔里酒場工作，已經育有一子的劉英輝則是為了「愛國心」，捨棄了良好的工作，不顧家人反對而參戰。 　

「在那一個時代，有去作軍，才是榮譽。一心想著殺贏才要回來，為了國家，生命也沒在顧，」總是身姿挺立的劉英輝表示。「換上軍裝，就是一個戰士，不是殺人，就是被殺，我已經有這樣的認知了。」 　

燒根手指頭 　
到達拉包爾的野戰病院後，這一群未曾受過任何軍事訓練的少年家，無論是扛動傷亡的軍人，挖防空壕，或種植瓜果蔬菜無所不包，真的就是名符其實的「特設勤勞團」。 　

戰爭末期，儘管日軍在拉包爾佈屬了10萬菁英部隊，但是英美盟軍採「跳島攻擊」，只密集轟炸，並無登陸計畫。守在海邊的野戰醫院往外眺望，「美軍在海岸的戰艦、航空母艦、小艇就像小學生在運動會那樣手牽手密密合合，而天空落下來的炸彈，就像蟲子在下蛋一樣，數都數不清呢！」與劉英輝一同出征的戰友潘友元回憶。 　

戰爭末期，盟軍連病院也不放過，轟炸死傷人數越來越多，勤勞團一方面忙著挖防空洞，一方面忙著收拾掩埋屍體。「一個大坑，存到50個人，再一起掩埋；還沒湊足人數前，就先用椰仔樹枝幹樹葉覆蓋。」 　

「說來，我們這些台灣囝仔實在很勇敢，還要把戰死者的手掌硬生生地剁下來燒，」劉英輝表示。面對死亡人物激增，油料木材都缺乏，他們只能砍下戰死者的手掌來火化，將骨灰送回祖國。「到後來只能剁下一支指頭來燒了！」劉英輝表示。 　

燒過一千多具屍體台籍日本兵辜文品，至今經過火葬場，單憑「味道」，就知道正燒到屍體的哪一個部位。「那心臟最歹燒，經常要加灌汽油才能完成，真恐怖呢！」辜文品表示。 　

1944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，被盟軍俘虜的台籍日本兵，一樣在集中營裡聽著天皇的「聖旨」，要大家解除武裝，不可再戰鬥下去。「當時想，怎會這樣輸去，眼淚將要流出來，又禁了回去！」劉英輝記得。 　

總計30批的台籍勤勞特設團，有的死傷一半，然而真的是老天爺保佑，劉英輝這一梯隊埔里40人竟然全數安全回到台灣。搭上航空母艦直航時，船上不時播送著路程進度，仰望著只有南半球才看得到的「南十字星」，他們的心緒比船隻更早奔回了故鄉。 　


由戰場回到故鄉，過去的光榮成了「污點」，更在228事件後的清鄉運動中被捕入獄。瞪著銅鈴般大眼，83歲的潘友元心中藏有訴不盡的冤屈。

不悔今生？ 　
然而回到家鄉，當初飄揚的太陽旗變成了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，這一群生於日據時代，讀日本書，精通日語和閩南語的台灣日本兵，因為聽不懂新的「國語」，幾乎都無法回到原本的工作單位，原本在酒場有不錯工作的劉英輝只好回家種地。 　

至於潘友元的情況更令人同情，才自戰火中倖存下來，卻又被捲入228事件，在民國39年的「清鄉運動」中被關進監牢，「說是『修指甲』，接著就用針插入我十根手的指甲縫，還有將我的雙手反綁掛在半空中『坐飛機』，」想起受刑期間所受的嚴刑逼供，具有平埔族血統的潘友元瞪著一雙大眼說：「真正是死去又活來。」 　傷痕依稀可見的潘友元，因為判決書上是以「非法持有槍彈」罪名被羅織，至今尚且無法獲得平反與賠償，大半輩子都靠撿拾破爛過生活。 　

鬱卒的人生 　
「想了真是怨悴，海外活命回來，不僅沒人過問，國民政府帶來的外省人還會恨，看見就罵『你們這些日本兵』！」劉英輝嘆息地表示。更甚的是，孩子們接受國民政府教育後，回家不僅說日本很惡質，連著也批評父親不好，他們的浴血奮戰成了「認賊作父」，半生的鬱卒，至今難以抒平。 　

「日本時代，我們有禮貌、守規矩，台灣日本兵不僅教育水平高，而且嚴守紀律，不像外省兵生生毛毛，沒有規矩，」對於戰後有國府軍隊來民間借鍋借鼎，有去無回的經驗，劉英輝相當不以為然。 　

然而，說到賠償問題劉英輝也不免要生氣：「說來，日本政府也真無情，平平都是為天皇打仗，伊日本人賠7000倍，咱台灣人才賠120倍。」這樣被日本政府背叛的事實，重重地打擊了他們根深柢固的認同，顛覆了過去身為日本皇民的驕傲。許多台籍老兵甚至拒絕領取這筆慰問金，決定讓日本政府「欠他們一世人」。 　

這一群為日本出征，卻被「敵對」中國所接收的老兵，日本那邊認為「你已不再是日本人了，不應由我們照顧，」國民政府這邊則認為「你為異族出征，和中國人民為敵，」最後落得兩邊都不是，成為無人照料的時代棄子。 　

這一次台聯主席蘇進強前往日本靖國神社參拜，劉英輝認為這是60年來台灣政治人物第一次以具體行動來肯定台藉日本兵，是「非常可敬」的事，感覺他們心中的委屈終於被國家看見了。 　

至於是否後悔替日本人出征？面對這個早在腦海中百轉千迴的問題，劉英輝停頓了一會，整理了一下思緒，謹慎地回答，「阮這一代人，日本時代生，讀日本冊長大，雖然和日本人之間也是有隔閡，但是伊沒說我是『台灣人』，我也沒說他是『日本人』，互相之間以本島人與內地人來稱呼。支那事件（蘆溝橋事變）發生後，我們當時想國家在和中國敵軍打仗，也是替皇軍加油，希望我軍萬萬不要輸啊！」 　

「我們那一個時代，就認同一個國家，那就是『日本精神』，現在說起來會被人嘲笑，或許也可以說是一種『台灣靈』吧！」劉英輝表示，不像現在的人，不知道要認同什麼，「那『外省兵』當初一直說反共反共，如今卻去大陸『求和』，真是說一套做一套的民族。」對於時代變換，認同也必須跟著改變，心思單純的老兵無法那麼輕鬆地跟著翻轉。 　

今年暑假，劉英輝將帶著孫子到日本拜訪戰友，同時參加愛知博覽會，「帶他們去看看日本人的科技和禮貌，台灣有錢也要有禮貌才行。」與其說劉英輝想要孫子們看見日本的文明，不如說是希望洗刷台藉日本兵的污名。經過多年的噤口，這群老兵開始想要證明台藉日本兵並非「壞人」，除非這樣，他們心中的重重曲折終是難以撫平。 　

劉英輝挺直的身軀，依稀表露出日本文化的影響。

最後的慶生會 　
自戰場上回來，足足過了35年，當解嚴後民間結社不再被視為禁忌候，40名埔里特設勤勞團戰友開始以慶生會名義重新聚首，只是人數一年少過一年，目前只剩8個「會動」，還有2個中風的戰友還活著。 　

今年，與他們友好的日本「第十野戰氣象隊隊友會」有感於隊友皆盡凋零，將最後會費15萬日幣囑託劉英輝，請他捐贈給生活困苦的台灣日本老兵。儘管日本政府未能善盡撫恤的責任，然而戰友間的情感卻是相互體諒而感人的。 　

事實上，在台日兩方，這樣的戰友會都一一在「終結」之中。明年劉輝英他們將擴大慶生會的舉行，邀請戰友及死亡家屬一同做最後的緬懷。埋藏60年的委屈、只能和戰友分享的私密記憶，也將在明年慶生會中做一「了結」。 　

最後一次的慶生會，他們照例將在一開始時，齊唱當年風靡南洋戰場的日本歌曲「拉包爾之歌」：
「拉包爾再見，我還會再回來，忍著暫時離別的淚水，望著懷念的島嶼，椰影上的夜空，南極星不斷閃亮。海浪拍岸的巨大聲響，又是一個失眠之夜，我們在甲板上彼此交談，吐露懷鄉心聲，望著星空閃耀，含在口中的香菸也帶著苦味。」喑啞的歌聲、模糊的眼光，最後一次向不勝欷噓的往事告別。

(原刊載於光華雜誌八月號）